據人民日報客戶端消息，我國著名高等教育學家、“全國教書育人楷?！鲍@得者潘懋元教授因多臟器功能衰竭，搶救無效，于2022年12月6日08時50分逝世，享年102歲。
出生于1920年的潘懋元教授，有長達近90年的教齡。他從15歲開始教書，當過小學老師、中學教務長、大學教務長和大學副校長，是中國高等教育學的創(chuàng)始人。
他以辛勤的工作和開拓性的探索，寫下了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多個“第一”——
1978年，他在廈大創(chuàng)建了中國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；
1981年，開始招收中國第一批高等教育學碩士生；
1986年，開始招收第一批高等教育學博士生
……
2012年5月，中國教育報
曾刊發(fā)潘懋元教授的人物報道
《潘懋元：高等教育學的“名片”》，
文中提到了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——
“我一生最欣慰的是，
我的名字排在教師的行列里。”
今天讓我們一起來
重溫這篇文章，
緬懷潘老！
他以拓荒者的精神推動一門學科的創(chuàng)立，
并以前瞻眼光破除高等教育發(fā)展的理論桎梏
潘懋元：高等教育學的“名片”
潘懋元在自家客廳。熊杰 攝
1937年，潘懋元高中軍訓照。
上世紀80年代在書房工作。
德國學者羅蘭德?舍恩參加潘懋元的學術沙龍。
82歲時，登上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
5月的廈門，海風徐徐，火紅的三角梅爭相斗艷。
5日，周六，晚7點，距潘懋元家的學術沙龍正式開始還有半小時。在潘家略顯零亂的客廳里，30多個學生坐在大小不一的凳子上，交談、互看論文、吃水果，看得出主人給了他們足夠的自由。
92歲的潘懋元身穿一件白色襯衫，慈眉善目。他坐在離門最遠的沙發(fā)上，學生們輪番上前討教，有的向他匯報作業(yè)，有的推薦自己的新書，有的向他征求論文開題意見。潘懋元慢條斯理，一一回答他們的問題。他說話略帶廣東潮汕“地瓜腔”，但中氣很足。學生們都稱他“先生”，和他交談時，往往湊得很近，甚至是肩膀挨肩膀。有的學生談話畢，還會拍拍他的大腿。
這些“學生”多數(shù)在30歲左右，有訪問學者，也有在本地工作的教師，更多的是高等教育學的博士生、碩士生。今天沙龍的主題是“文化傳承創(chuàng)新與高等教育強國”。潘懋元更多的時候是在做一個傾聽者，拇指和食指分開，叉住下巴，靜靜地聽學生發(fā)言，這是他慣有的姿勢。
潘懋元家每周六的沙龍雖小，但已聞名遐邇，且持續(xù)了20余年。沙龍是漫談式的，從學術探討到社會動態(tài)，無所不談。
來參加學術沙龍，已成為研究生來廈大教育學院求學的“固定節(jié)目”，也是學院的一張“名片”。提起高等教育學，大家都會聯(lián)想到潘懋元，他已成為高等教育學的一張“名片”。
活躍在高教學界的“老頑童”
4月6日，是廈大91周年校慶的日子。上午10點，92歲的潘懋元參加完學校舉行的慶典，又來到嘉庚主樓會議室，參加教育學院的獎學金儀式。在聽完博士畢業(yè)生作的校史報告后，潘懋元走上講臺，沒有講稿，站著講了20分鐘。他講校慶的意義、校園文化、校史，如數(shù)家珍，娓娓道來。
接下來，他又給教育學院的獲獎教職工、博士生、碩士生頒發(fā)證書與獎金。頒獎時，他總是身體前傾，雙手把獎狀捧給每位獲獎者，并一一握手，在合影時，他露出孩童般滿足的微笑。
這個簡單的會議，折射了潘懋元為人熟悉的一面。他參加學術會議，都是自己準備講稿，而且總是站立演講。常言道：“人老話多，樹老根多”，但潘懋元例外。即使是到90多歲時，他也沒有廢話，發(fā)言總是言簡意賅，而且總是在拋出獨特見解時戛然而止。
博士生方澤強說，我們?yōu)槭裁聪矚g和潘先生在一起？因為他尊重學生、尊重學術，不絮絮叨叨，更沒有任何架子。先生喜歡傾聽，不管學生意見對否，他都不打斷，他把我們當小孩子，我們把他當成“老頑童”。
潘懋元先生雖已到耄耋之年，但仍然堅持上講臺，作研究，看學生作業(yè)，仍然在招收博士生、博士后與訪問學者。每年暑假他都要認認真真地為即將開學的博士生查閱資料，認真?zhèn)湔n。有人看到說：“先生，您都給博士生講了幾十遍啦，還用備課？”他答道：“教師上課最首要的是要備好課，我雖然講了30多年，但每年的授課內容都不一樣，都要更新與完善?！?/p>
不僅活躍在教學一線，潘懋元在生活中也是很有激情。潘懋元的學生、廈門大學副校長鄔大光回憶了他和時年82歲的潘懋元到西藏出差的經歷。
踏訪西藏，一直是潘懋元的一個心愿。2002年，潘懋元接到在西藏開會的邀請，“躍躍欲試，全無難色”。擔心受到家人的阻攔，他還和鄔大光訂了攻守同盟：赴藏之事，不必向家人提起。
鄔大光忐忑不安，在臨行前一天，還是忍不住向潘老師的大兒子、時任廈大副校長的潘世墨坦白，潘世墨大吃一驚，但是，他考慮再三，決定成全父親的心愿。
就這樣，當年，82歲的潘懋元登上了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。鄔大光說，到達米拉山山口，因空氣稀薄，缺氧嚴重，大家都說，不要下車了，但是，潘懋元說，當然要下，抽根煙，照張相，留個紀念。
光做老師就有77載
在兩年前舉行的一次慶典上，當時已90歲的潘懋元說，如果沒有學生，我會很寂寞。他的學生在場下會心地笑了，他們都熟悉他的一句話：“我一生最欣慰的是，我的名字排在教師的行列里?！?/p>
潘懋元身上有個傳奇：他從小學校長、中學教務主任，當?shù)酱髮W副校長。這位老人習慣性地眨著眼睛，帶著小孩子般得意的神情說：“70多年來，我當過小學生、中學生、大學生、碩士生、博士生的老師?！?/p>
1920年8月，潘懋元出生于廣東汕頭一個貧苦小販家庭。小時候在家隨哥哥學習識字，8歲入私立東海小學讀書，后轉入私立時中中學初中部。
1940年，潘懋元一行3人，從廣東汕頭步行至福建長汀，報考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暫時遷往長汀的廈門大學，由于準備不足，未被錄取。潘懋元沒有氣餒，更加刻苦地鉆研，于1941年秋考入廈門大學，主修教育學，輔修經濟學。
為維持學業(yè)，他開始勤工儉學，兼任福建長汀縣私立樂育小學教師、長汀縣立中學教務主任。而這并不是他第一次當老師，早在他15歲讀初中三年級時，哥哥的朋友、揭陽樹德小學校長，就請他去兼課，教小學三年級國文和算術。
大學里學習教育學，從小學教師、中學教師做起，投身教育實踐，到后來從事大學教育管理、教育研究，潘懋元的一生和“教育”這個關鍵詞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
抗戰(zhàn)勝利后的9月，他到江西的學校當過文史老師，還兼過教務主任。
1946年，潘懋元大學的老師李培囿教授推薦他回廈門，作為校長人選， 負責復建廈大附小，潘懋元提出希望能在任小學校長的同時，在廈大教育系做助教，他的要求得到校方同意。從此也就開始了教育學教學與研究的生涯。
10月，潘懋元回到廈門，開始籌辦新的廈大附屬小學，并出任校長。剛創(chuàng)辦的附小，坐落在海灘邊上，孩子在這里盡情地玩耍，蕩秋千、砌沙盤、放風箏。學校唯一的校車用來接送孩子們上下學，每天早上學生還能喝一杯牛奶?；叵肫疬@段日子，潘懋元說，當時真正體現(xiàn)了“一切為了孩子”的理念，同時，也是在實踐陶行知、陳鶴琴的教育思想，即“生活教育和活教育”。
新中國成立后的1951年，潘懋元由廈門大學保送至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研究系，進修研究生課程?；氐綇B門大學后，潘懋元開始高等教育學的研究工作。
1962年起，他兼任《廈門大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常務副主編，而主編由著名經濟學家、時任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擔任。
回憶起王亞南任校長期間的歲月，潘懋元感慨頗多。他說，王亞南注重學術研究，創(chuàng)辦了《廈門大學學報》，成為全國最早創(chuàng)辦的3家大學學報之一，還培養(yǎng)出了數(shù)學家陳景潤。
王亞南鼓勵學生參與學術研究，經常邀請學生到他家里討論學術問題。潘懋元說，正是因為喜歡這種既有家庭溫馨、又有學術氛圍的活動形式，所以現(xiàn)在每周末還堅持一次學術沙龍，其實，這是從王校長那里學來的。
擔任大學教務處長、編學報，受學術氛圍的浸潤，這都為潘懋元研究高等教育學提供了實踐土壤和思想源泉。直到后來當博導，他還會經常提起這段歲月對自己學術人生的影響。
高等教育學的拓荒者
上世紀50年代初，我國的高等教育迅速發(fā)展，但當時沒有完整的理論來支撐。那時，我國原有的教育科學僅僅把普通教育作為研究對象，不能適應高等教育發(fā)展的要求。
當時潘懋元剛過而立之年，在廈門大學講授教育學并負責教務行政工作。他意識到，忽視高等教育的特點、硬把普通教育理論搬到高等教育中行不通，必須建立有別于普通教育學的高等教育理論。
聽說潘懋元要“冒尖”，對高等教育進行專門研究，許多同行和專家不以為然。但是，潘懋元選擇了堅持。
1956年暑假后開學，廈門大學的課程表里發(fā)生了一個微妙的變化：原來的“教育學”變成了“高等學校教育學”。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學教研室?guī)孜唤處熥鞒龅膰L試。雖然他們僅僅是將普通教育學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學中，在課程與教學理論等章節(jié)改變了研究對象，但卻開辟了先河：“高等教育學”第一次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搬上了課堂。
正當潘懋元準備進一步實施計劃的時候，遇到十年浩劫。
“60歲以后出成果”，這是廈大師生對潘懋元學術人生的典型概括。
1978年，潘懋元在報紙上撰文，提出“開展高等教育理論的研究”，他還發(fā)表了《必須開展高等教育的理論研究——建立高等教育學科芻議》。在這兩篇文章中，他提出了“高等教育”學科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改革的問題，第一次向人們展示了該領域的廣闊性和發(fā)展前景。
此時的潘懋元雖年近花甲，卻表現(xiàn)出年輕人的激情，他不再滿足于20多年前的“小打小鬧”，他疾呼，“不能再等了！必須建立獨立的‘高等教育’學科”。
1978年5月，我國第一個高等教育專門研究機構——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正式成立，此時，距潘懋元把“高等教育”搬上課堂已過去了22年。
然而，起步之初的研究室可謂蓽路藍縷。當時只有5個人，辦公地點是在廈大化工廠一間廢棄的實驗室。里面擺了幾張辦公桌，開會時幾張桌子一拼，成為大會議桌。就在這個地方，幾個人又創(chuàng)辦了《外國高等教育資料》，這是“文革”后第一份高等教育刊物。這份刊物除了發(fā)給本校的教師干部參考外，也向外單位郵寄100多份。
繼廈門大學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之后，全國又新增了好幾個高教研究機構。潘懋元說，如果能組織一個全國性的高等教育研究會，就能壯大高等教育研究的隊伍，否則，力量分散，難成氣候。在1979年的教育學年會上，他提出了成立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會的倡議。為了爭取理解和支持，他奔波于各高校之間，作了近百場專題報告。最終，他的倡議得到了教育界同仁的響應，也獲得了教育行政部門的支持。
1983年5月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正式成立，時任教育部部長蔣南翔親任會長，副會長有季羨林、何東昌、錢令希等人。
然而，成立研究室僅僅邁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。高等教育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，除了要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外，還必須有教材、有專著。如何撰寫一部全面、系統(tǒng)的高等教育學專著？潘懋元根據多年研究反復推敲，提出了《高等教育大綱》(討論稿)，并組織了北京、上海和廈門的9位青年教師，按照大綱分工撰寫。1983年，《高等教育學》全書完稿，1984年正式出版。在廈大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成立6年之后，中國終于有了第一部屬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學專著。
上世紀80年代，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、知識經濟的關系，高等教育與傳統(tǒng)文化，高等教育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，高等教育與地方經濟，高等教育大眾化，高等教育國際化，大學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等諸多問題，不斷涌入潘懋元的研究范圍。
這時，他已經超過退休年齡，但他如同一個勤勞的耕耘者，享受著自己學術的春天。
治學最反對“大、空、洋”
挪威學者阿里·謝沃在《潘懋元：一位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創(chuàng)始人》一書中提出，中國的普通教育學首先是從西方引進的，但高等教育學不是，中國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學，有關高等教育學科的最早出版物純粹是中文。
阿里·謝沃所說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編撰的《高等教育學講義》，此書成稿于1957年。上世紀50年代后，國外高等教育研究才開始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，但沒有提出建立一個專門的學科。上世紀70年代，前蘇聯(lián)才有學者編出了高等教育學教材?？梢姡隧幾摹陡叩冉逃龑W講義》足以體現(xiàn)其原創(chuàng)力與前瞻性。
深圳大學高教所研究員李均在一篇論文中寫道：“近代西學東漸以來，經濟學、政治學、心理學、教育學等學科無一不是通過依附、模仿西方而建，但是，在潘懋元的倡導下，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另辟蹊徑，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、摒棄依附的發(fā)展道路?！?/p>
潘懋元常向學生提起，理論研究中“大、空、洋”的傾向值得注意?！按蟆本褪穷}目大、口氣大，認為別人的研究一無是處，只有自己的理論是“填補空白”的；“空”即空對空，研究的結論純粹是由理論推導出來，空話連篇；“洋”就是喜歡搬洋人的話，以壯大自己的聲勢。而真正有原創(chuàng)力的理論，必須來源于實踐、指導實踐。
潘懋元提倡廣泛調查、深入考察、參與教育實踐，盡可能使科研成果客觀些、科學些，并充分考慮科研成果的可行性。他說，理論和實踐是有距離的。一種理論要應用到實踐，先要把學術理論轉化為應用理論，還要把應用理論轉化為政策，再將政策轉化為措施，才有可能影響行動。
潘懋元每年給博士生開設兩門課：“高等教育專題研究”和“中國高等教育問題研究”，其中就包括了社會調查。在近年的社會調查中，潘懋元帶著學生們一起坐火車、坐大巴，先后去過長沙、寧波、井岡山、贛州等地，深入學校，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。
博士生王琪說，先生出去，從來不是急于提觀點，講意見，而是要求大家調查、再調查。
潘懋元曾經對博士生說，如果大家希望有所建樹的話，去民辦校，那里將來會出教育家，公辦校出教育家恐怕難多了。他分析認為，民辦學校的校長是沒有官本位的，沒有過多的條條框框限制，如果干得好，他的位置就在人們心中。
在獨立思考中為高等教育求解
其實，潘懋元對民辦教育的關注，始于上世紀80年代。
1986年，66歲的潘懋元應邀去日本參加“亞洲高等教育系統(tǒng)中的公立和私立體制——問題與展望”理論研討會。聽了與會歐美高校代表關于民辦高校情況的報告，回來后，他提出了一個新命題：中國能否發(fā)展好民辦教育？
在那個年代，提出這個問題需要勇氣。那時黨的十三大還沒有召開，所有制問題還是“雷區(qū)”，在教育這個領域討論“私有”，未免顯得過頭，甚至是踩“紅線”。
為了說服反對者，他采取了迂回策略，他對西方國家私立高校進行了深入研究，又認真領悟了國家政策和改革趨勢，1987年，他發(fā)表文章提出，“教育的發(fā)展受教育外部規(guī)律的制約，教育體制改革一定受經濟體制的制約，經濟體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變化，以公有制為主體，集體所有制、私有制和公有制同樣存在……在私有經濟基礎上，民辦高教在中國發(fā)展是可行的”。這個觀點首先破解了發(fā)展民辦高校的理論難題，為當時剛萌芽的民辦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論支持。之后的實踐，也驗證了他的預言。
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領域，潘懋元再次體現(xiàn)了作為研究者的前瞻眼光。
1997年，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是7.6%,加上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也僅為9.1%。而這方面的國際權威理論學者馬丁·特羅認為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低于15%為精英教育階段，15%到50%為大眾化階段，高于50%為普及化階段。因此當時很多人認為，這個時候在中國提出高等教育大眾化不符合國情，是“理論誤導”。
但潘懋元堅持關注并研究高等教育大眾化問題，他認為中國走高等教育大眾化道路是必然的選擇，需要提前進行研究。隨后，他陸續(xù)寫了《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之路》、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教育質量觀》等系列文章。
他還預言，21世紀初中國高等教育必然要向兩個方向發(fā)展，一是精英教育，一是大眾化教育，為了防止精英教育受到大眾化教育的沖擊出現(xiàn)質量的下降，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實施過程中，必須保護精英教育。
尊重是他育人的第一準則
潘懋元在大學時和同班同學龔延嬌談了戀愛，兩人后來結婚，共同養(yǎng)育了三男一女。他們是令人羨慕的父母，女兒畢業(yè)于中國科技大學，成為廈門最早期的高級工程師之一。三個兒子，一位當了副市長，一位當了重點大學常務副校長，一位當了大學黨委書記。
潘懋元的一位同事說，我們都稱他們家是“一房三廳”，即一個大家庭里，有三位廳級干部級別的兒子，他的“育兒經”念得好。
但潘懋元說，我沒有什么“育兒經”，我只認為，人格的養(yǎng)成比知識的教育重要得多，我主要是對他們進行人格的培養(yǎng)，不是婆婆媽媽，而是以身作則，無言之教。
潘懋元坦陳，他花在學生身上的時間，要比花在子女身上的時間多得多，同時，他也尊重學生的選擇，尊重學生的學術觀點。
在學術沙龍上，經常有學生說，“先生弄錯了”，在說這句話的時候，大家從不用擔心沒顧及潘懋元的面子，因為先生總會靜下來聽學生講自己錯在哪里，從沒有責備學生，更沒有把自己的學術觀點強加給學生。
在博士生選擇學位論文選題時，潘懋元更是充分尊重學生，他說，學生選的題往往是自己感興趣的問題，也是從自己的知識結構或工作經歷中引發(fā)出來的。學生自己選的題，就會其樂無窮地去探究，就不會覺得苦，往往會得出創(chuàng)新性的觀點。
他指導的兩位博士生，在博士學位論文開題時，一位選作《學科建設：元視角的考察——關于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反思》，一位選作《高等教育管理的價值問題研究》。大多數(shù)老師覺得這兩個選題都太理論化，擔心這兩位博士生作不了，不同意他們的選題。但作為導師的潘懋元，力排眾議，說服大家，支持學生的選題，并強調，我們不能都在搞實踐問題研究，也要鼓勵與支持一些年輕人作學科理論建設方面的基礎研究。這兩位博士生的博士學位論文分別獲得了中國高教學會的優(yōu)秀博士學位論文和福建省的優(yōu)秀博士學位論文獎。
這幾年，潘懋元設立“懋元獎”，從個人積蓄中拿出近40萬元，對那些秉承其“板凳敢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寫半句空”、“敢為天下先”、“做學問先做人”之精神的優(yōu)秀年輕師生給予獎勵，但他自己在生活上，依舊布衣素食，不尚奢華。
他說，我個人在物質生活上已經沒有什么可追求的了，最大的樂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。
（載于2012年5月18日《中國教育報》“新聞·人物”版）
潘懋元，1920年8月4日出生，廣東揭陽人，中共黨員。1945年畢業(yè)于廈門大學教育系，1951-1952年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、北京師范大學進修。
1935年任小學兼課教師，1943年以勤工儉學任中學兼課教師和教務主任，1946年任廈門大學教育系助教并兼任附屬小學校長，1962年任廈門大學教務處處長，1964年借調教育部工作，1978年任廈門大學副校長，1982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召集人，1984年任廈門大學顧問，兼任廈門大學高教所所長，1993年改任名譽所長，2000年任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——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(fā)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，2004年任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名譽院長。
曾獲國家優(yōu)秀教學成果獎一等獎、二等獎，獲評“全國教書育人楷?！薄案母镩_放30年中國教育風云人物”“中國杰出人文社會科學家”“當代教育名家”“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師”等榮譽稱號，多次獲得全國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(yōu)秀成果獎一等獎，被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授予“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特別貢獻獎”。（資料來源：廈門大學官網）
